核心观点受邀嘉宾预计,中国仍将依靠政府投资稳定增长,但财政收支约束、有限的地产和消费政策空间,以及出口放缓,将影响增长的支撑方式。
财政长期偏紧,为何短期仍要靠政府投资?
- 高盛交流活动的受邀嘉宾认为,财政紧缩是2026年国内经济疲弱的最重要驱动,而且这种压力具有持续性。土地出让等非税收入难以增长,领导层对杠杆率的担忧又限制政府净发债进一步增加,而老龄化推高养老金和医疗支出。
- 嘉宾据此认为,未来几年增税将是结构性趋势。但私人需求疲弱,也意味着政府投资可能在2026年至2027年继续填补缺口,维持增长。
- 近期财政支持可能先体现在2027年一季度:9月至10月投放的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,以及10月宣布新增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,预计将提振当季实际GDP。
地产和消费政策为何难有大幅转向?
- 嘉宾对地产和消费政策的力度预期有限。他们认为,政策目标是控制房价下跌速度和管理金融风险传染,而非推动房地产市场大幅反弹。
- 提振消费方面,各方尚未就有效且可持续的措施形成共识;通过财政体制改革加强社保、改善收入分配,又受到复杂的央地关系和利益分歧制约。
出口放缓后,增长目标如何维持?
- 以美元计,中国2026年前三季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过20%。嘉宾预计,2027年出口增速将放缓至同比约10%;中美、中欧贸易关系料相对稳定,但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需要管理。
- 嘉宾举例称,对出口同比增速超过50%的商品,政策可能降低其出口增值税退税。人民币方面,他们认为政策制定者没有预设美元兑人民币的未来水平,而会根据出口强弱调整人民币升值速度。
- 嘉宾认为,2020年至2035年收入翻倍的长期目标仍受重视,因此2027年增长目标不太可能明显低于4.5%。货币政策方面,他们预计明年有可能常规降息,尤其是在美联储停止加息或转向降息的情况下。
高科技增长引擎面临哪些政策权衡?
- 嘉宾称,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高科技产业约占中国GDP的20%,贡献了40%的GDP增长;他们预计,未来几年其增长贡献可能升至50%—60%。
- 政策仍希望把高科技培育为增长引擎,但也更重视风险管理,包括地方政府在相同领域重复、低效投资,以及人工智能对金融系统、基础设施和就业可能造成的影响。
中美关系的稳定有何边界?
- 嘉宾认为,两国领导人今年的会晤为中美关系建立了底线,结构性因素也有助于防止重大升级,但2027年至2028年紧张程度仍可能上升。
- 潜在触发因素包括美国中期选举后国会推出涉华措施、两国领导人明年会晤次数减少,以及2028年1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。嘉宾同时认为,中国政策制定者对管理双边关系更有信心,可能倾向于控制紧张局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