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届前，基建投资发生了什么变化？

  • 报告称，2026年截至报告期，中国基建投资同比下降6%，而2023—2025年平均增速为5%。
  • 巴克莱认为，除财政约束收紧、合格项目减少外，换届前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压低地方启动新投资的意愿。大型基建项目审批、建设和回收周期长，临近离任的官员可能承担债务及执行风险，而主要收益由继任者获得。
  • 地方政府因此可能更倾向于完成现有项目或推进较小的定向投资。新班子上任后仍可能产生投资动力，但该行认为，传统基建不太可能是主要渠道。

为什么换届后的投资冲动可能弱于过去？

  • 巴克莱指出，2011—2012年换届伴随强劲的基建和信贷扩张；2016—2017年受到去杠杆和地方融资收紧约束，2021—2022年又受到疫情、房地产疲弱和融资收紧影响。官员推动增长的意愿之外，融资条件和中央政策更能决定投资力度。
  • 地方财政的两项重要资金来源已明显收缩。该行估计，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20—2021年的约8%降至2026年的约2%，相当于较峰值减少约6个百分点。
  • 与此同时，2023年以来化债力度加大，对新增隐性债务和地方融资平台融资的限制更严。巴克莱认为，若要形成显著财政推动力，可能需要增加中央转移支付、中央借款或显性地方债额度；中央是否愿意提供资金将影响投资规模。

地方竞争会转向哪里，资金从哪里来？

  • 巴克莱预计，政策重点正转向科技自立、先进制造和宏观稳定，地方竞争可能从修建道路、机场等基础设施，转向吸引战略产业、培育技术集群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、半导体、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是该行列举的领域。
  • 在地方资产负债表受限的情况下，该行预计更多资金将来自社会资本和市场融资：地方政府以有限公共资源引导银行、企业和资本市场资金，而中央对增量财政资源规模与投向的影响也可能上升。
  • 这种转变可能增强制造业竞争力和出口，但也可能带来重复投资及产能过剩，并通过出口影响全球市场。报告统计，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有17个，分布在16个省市；中国也已关注这一风险，例如“十五五”规划提出更协调地发展算力基础设施。

哪些信号能显示新一轮投资的力度和方向？

  • 首个重要信号是2027年初地方两会公布的增长和投资目标：更高的GDP与固定资产投资目标，可能显示换届后更积极的增长推动；更宽或更灵活的目标则意味着政策可能更审慎。
  • 巴克莱还将观察融资来源和项目构成：地方融资条件若改善，有助于增强投资能力；若仍主要依赖中央财政和政策性融资，则反映地方约束持续。传统基建反弹与战略产业投资增强，也分别指向不同的投资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