換屆前，基建投資發生了什麼變化？

  • 報告稱，2026年截至報告期，中國基建投資按年下降6%，而2023—2025年平均增速為5%。
  • 巴克萊認為，除財政約束收緊、合資格項目減少外，換屆前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壓低地方啟動新投資的意願。大型基建項目的審批、建設和回收週期長，臨近離任的官員可能承擔債務及執行風險，而主要收益由繼任者獲得。
  • 地方政府因此可能更傾向於完成現有項目或推進較小的定向投資。新班子上任後仍可能產生投資動力，但該行認為，傳統基建不太可能是主要渠道。

為何換屆後的投資衝動可能弱於過去？

  • 巴克萊指出，2011—2012年換屆伴隨強勁的基建和信貸擴張；2016—2017年受到去槓桿和地方融資收緊約束，2021—2022年又受到疫情、房地產疲弱和融資收緊影響。除官員推動增長的意願外，融資條件和中央政策更能決定投資力度。
  • 地方財政的兩項重要資金來源已明顯收縮。該行估計，土地出讓收入佔GDP的比重從2020—2021年的約8%降至2026年的約2%，相當於較峰值減少約6個百分點。
  • 與此同時，2023年以來化解債務力度加大，對新增隱性債務和地方融資平台融資的限制更嚴。巴克萊認為，若要形成顯著財政推動力，可能需要增加中央轉移支付、中央借款或顯性地方債額度；中央是否願意提供資金將影響投資規模。

地方競爭會轉向哪裡，資金從哪裡來？

  • 巴克萊預計，政策重點正轉向科技自立、先進製造和宏觀穩定，地方競爭可能從修建道路、機場等基礎設施，轉向吸引戰略產業、培育技術集群。人工智慧與機器人、半導體、生物醫藥和新能源是該行列舉的領域。
  • 在地方資產負債表受限的情況下，該行預計更多資金將來自社會資本和市場融資：地方政府以有限公共資源引導銀行、企業和資本市場資金，而中央對增量財政資源規模與投向的影響也可能上升。
  • 這種轉變可能增強製造業競爭力和出口，但也可能帶來重複投資及產能過剩，並透過出口影響全球市場。報告統計，生物醫藥產業集群有17個，分布在16個省市；中國也已關注這一風險，例如「十五五」規劃提出更協調地發展算力基礎設施。

哪些訊號能顯示新一輪投資的力度和方向？

  • 首個重要訊號是2027年初地方兩會公布的增長和投資目標：更高的GDP與固定資產投資目標，可能顯示換屆後更積極的增長推動；更寬或更靈活的目標則意味著政策可能更審慎。
  • 巴克萊還將觀察融資來源和項目構成：地方融資條件若改善，有助於增強投資能力；若仍主要依賴中央財政和政策性融資，則反映地方約束持續。傳統基建反彈與戰略產業投資增強，也分別指向不同的投資模式。